官員要有堅定的道德信念
道德信念主要指人類依靠知、情、意對人生的道德理想、道德價值、道德意義等形上之維的執著追求。賀麟認為，具備道德信念的人，相信人生必有意義，人性終為善良，良心、道德自有其效準、權威和尊嚴，道德和幸福終可合一，善人必將戰勝惡人，公理必將戰勝強權，這種人在其日常行為中會自覺遵循道德法則，依靠其道德勇氣為善去惡，在其人生過程中，他可能遭受失敗或不為人理解，但他最終會獲得道德或良心的安慰。要正確把握道德信念問
道德信念主要指人類依靠知、情、意對人生的道德理想、道德價值、道德意義等形上之維的執著追求。賀麟認為，具備道德信念的人，相信人生必有意義，人性終為善良，良心、道德自有其效準、權威和尊嚴，道德和幸福終可合一，善人必將戰勝惡人，公理必將戰勝強權，這種人在其日常行為中會自覺遵循道德法則，依靠其道德勇氣為善去惡，在其人生過程中，他可能遭受失敗或不為人理解，但他最終會獲得道德或良心的安慰。要正確把握道德信念問題，首先需要對信念與信仰的區別有所了解。萬俊人認為，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的群體或個體，基于一種共同價值目標期待之基礎上，所共同分享或選擇的價值理想或價值承諾。信念則指人們基于知識理性和實踐判斷所建立起來的真理確信。信仰和信念的差別在于，信仰更具有一種文化根源性和價值理想性意義，它可能是非理性或超理性的，而信念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種知識的真理性或真實可靠性，它必須是且首先是理性的或有理由的。其次，要對信念的種類獲致清晰的認識。
歷史上的思想家們通常依據其理論研究的需要將人的信念進行不同的分類，如康德將所有的信念在兩個方向上各劃分為四組：（1）教義信念、倫理信念、歷史信念和實用信念；（2）理性信念、經驗信念、理論信念和實踐信念。馬克斯?韋伯則將政治家的倫理區分為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前者屬于主觀的價值規定，主要涉及意圖和動機，后者牽涉到客觀環境及其現實運作。再者，要正確看待道德信念與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關系。政治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會中的人們對某種政治學說和政治制度的認信和服從，并將其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精神追求。宗教信仰則指人們對存在之天命或各種神靈的崇奉，人們認同在世界之上有一個具有特殊個性的存在模式，它超越塵世而存在，又在塵世中表征著自己。道德信念盡管是一種獨立的社會意識形式，但它通常與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緊密結合，對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社會行為發生廣泛影響。前者如共產主義政治信仰與無產階級革命道德的結合，后者如康德為保證德福一致而提出意志自由、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假設。
從道德信念的具體內容看，它主要由個體道德理想和社會道德理想構成。個體道德理想主要表現為個體的理想性道德人格，它是在道德生活實踐中經過主體的自覺選擇和自由創造逐步生成的價值理想。人格概念起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意指一種象征性的原始文化符號，最初特指禮儀表演中的面具，后來逐步演化出人的資格、品格等道德含義，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上，古希臘的道德人格強調智慧、情感和意志的綜合統一，中世紀基督教的道德人格夸大靈性的精神作用，貶低肉體的感性欲望，而當代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道德人格理論則在更深層次上揭示了內在人格的復雜結構。與西方道德人格理論不同，中國傳統的道德人格理想主要由儒家學派塑造而成，先秦時期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圣賢”，宋明時代程朱陸王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內圣外王”。他們的共同特征是立足于個體自身內在的人格完美，強調人不同于萬物的地位、身份和資格，亦即人之為人的尊嚴，它不容任何人的侮辱與褻瀆，如《禮記》所言：“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必須指出的是，個體的道德人格理想只有在與他人和社會的交往中才能被不斷建構、平衡和互惠，因此，它必須與社會道德理想相一致，在自我的道德發展與社會的道德發展相統一的過程中獲得正當性和現實性，如同個體的道德人格理想具有多面性一樣，人類不同時代的社會道德理想也同樣繽彩紛呈。原始人類通過各種神話幻想來憧憬未來，封建社會的農民借助實際的感性生活經驗來勾勒自己向往和追求的“安平樂道型”社會理想，在《禮記?禮運》篇中孔子所向往的“小康”、“大同”社會就是一個天下為公、博施濟眾、仁愛盛行、平等互助的道德社會。至于西方基督教所傾慕的“天國”、“彼岸世界”則是順應了人類永不滿足現實的自我超越性，力圖將現實生活中痛苦的消解寄希望于遙遠的未來，填補了人類匱乏的精神空白。近現代資產階級則將自己追求的社會道德理想建基于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上，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虛構了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理性、公正的道德社會。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各級領導干部應當把個人內在的道德人格理想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理想有機地結合起來。一方面以積極開放的個體道德選擇和自由創造的人生追求來確立、實踐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并以超越進取的道德精神和持久恒定的道德意志去支撐其所認同的道德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堅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的共產主義社會道德理想，使之成為矢志不渝的根本性社會道德信念。在當代中國的現實社會條件下，要深刻體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的初級階段特征，為發展出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一名中國共產黨人應有的貢獻。一如方志敏烈士在其《可愛的中國》中所言：“假如我還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為中國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精誠的寄托吧！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于為中華民族解放奮斗的愛國志士們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著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這是一個共產黨人臨刑前對自己政治道德信念至死不渝的摯誠表白。它啟示共產黨人應當為中華民族擺脫江山破碎、國弊民窮、任人宰割的悲慘處境去拼搏一生，為再造中華民族之輝煌而奮斗終身。在物欲橫流、制度轉軌、價值多元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烈士瘞骨之處開放的花朵，只有像他們那樣將個體的完美性人格理想和民族復興的偉大社會理想內化為自己堅定的道德信念，才能從靈魂深處鑄就起一道堅不可摧的道德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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